連續兩個月以來，上海的郊區——五大新城動態連連、熱度高居不下。

本月上海印發關于《本市“十四五”加快推進新城規劃建設工作的實施意見》的通知(以下簡稱《意見》)，其中為支持五大新城發展，送出了放寬新城落戶限制的“禮包”。其中包括一定條件下縮短居轉戶年限、應屆生落戶加分等等。

對于“一戶難求”的上海來說，落戶放寬的政策并不多見。

更早以前，兩會期間上海就已強調未來5年將嘉定、青浦、松江、奉賢、南匯打造為“獨立的綜合性節點城市”，此番定位與過去數十年的新城都不同，從郊區跨越為“節點城市”。

上海為何選擇在郊區新城再度發力?統計顯示，排除特殊的2020年，2017年開始，上海GDP連續三年增速放緩，常低于周邊一些新一線城市(盡管有上海體量較大的客觀因素)和全國平均增速。

當下，上海被視為長江經濟帶和長三角地區的龍頭，期待高、責任大。正如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曾剛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所強調的，上海尋找新的經濟發動機已顯急迫，而上海中心城區發展已比較成熟。

作為上海發展相對洼地的五大新城，正被給予厚望。《意見》中也將五大新城作為“全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五大新城一方面是拓展上海自己的發展空間;同時它們連接上海中心城區和江浙一帶的中小城市，也能形成推動上海都市圈發展和長三角一體化的戰略節點。”

2035年沖刺百萬人口

新城建設，多年來上海等中國的大城市都在進行探索。目前的五大新城早年已有規劃。此次“新”在何處?曾剛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雖名稱并無變化，但內涵已有不同。

以前“市郊”的定位意味著仍依托于市區發展，主要承擔某些單一功能，比如居住。在產業能級、商業和公共服務質量等方面與市區相比有層級分化。也可以看見，工作日在市郊和市區間都有潮汐化的通勤現象，帶來交通資源緊張。這也是大城市中的普遍問題。

此次《意見》特別強調新城作為一個獨立節點城市的綜合性功能。其中指出“統籌新城發展的經濟需要、生活需要、生態需要、安全需要”，對于新城的生活品質和公共服務質量等問題，也有不少安排，這也是思路的一大變化。

同時，上海規劃了與此相匹配的新城人口規模——將在2035年達到五大新城各100萬人。這剛好是Ⅱ型大城市城區人口規模的門檻。由此，當下社會諸多聲音提出這意味著未來上海都市圈將迎來五座“城市”參與人才競爭。

“100萬人口在經濟功能上是比較完整的一個城市了，在公共服務配套等產城融合方面也可以形成一個相對獨立運轉的城市經濟體。”陸銘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指出。

曾剛也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100萬人口關鍵之處在于這是讓公共服務投入不虧損的一個規模門檻，如果人口太少，許多公共設施包括污水處理廠、軌道交通等等都可能因社會效益發揮不完全，反成為財政負擔。

當務之急，陸銘在采訪中提到，由于此前對五大新城定位與現在方向不同，如果作為比較獨立發展的經濟體，那么它在城市的土地用途、公共服務配套、基礎設施的建設等方面，都需要有跟100萬人口相對應的規劃。更重要的是，陸銘和曾剛都認為它需要有新的發展模式，避開過去普遍走過的“寬馬路、低密度”、以房地產驅動發展的老路。

教育及衛生人才享落戶優待

當下，以人才為發展驅動漸漸成為共識，導入人口對于上海新城來說正是一件要事。比如人口聚集力相對較低的南匯新城，近年人口規模主要在30萬、40萬這一層級，離百萬目標差距較遠。

普遍而言，落戶較難則是許多“打工人”離開上海的原因。“不是沒有人想來上海，而是進不了。或者說前腳進來了，后腳進不來。比如在上海工作但公共服務比如子女教育得不到保障，那么大家不希望一直‘漂’的，最后就選擇離開。”曾剛表示。

也因此本次《意見》中，對新城戶籍限制的放寬引起了社會關注。《意見》指出：縮短新城“居轉戶”年限，對在新城重點產業的用人單位和教育、衛生等事業單位工作滿一定年限并承諾落戶后繼續在新城工作2年以上的人才，經新城所在區推薦后，“居轉戶”年限由7年縮短為5年。

對新城范圍內教育、衛生等公益事業單位錄用的非上海生源應屆普通高校畢業生，直接落戶打分加3分。市、區加大對新城特殊人才落戶的支持力度。

對上海市居住證持證人在新城工作并居住的，予以專項加分，即每滿1年積2分，滿5年后開始計入總分，最高分值為20分。

按工作計劃，在2021年6月底前，上海還將出臺新城人才支持政策，租購并舉人才住房政策等細則。從目前表述來看，落戶放寬的政策主要惠及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領域、及新城重點產業的人才。另外對在新城工作并居住的居住證持證人，在落戶積分上也有利好。

“戶籍改革是上海五大新城實現新一輪發展的基礎。”曾剛表示，當下的舉措是好的，但仍需更大的改革突破。比如如何定義人才?思維可否更放寬?因為一個企業的良好運轉不僅依靠“將軍”式的人才，“小兵”們也不可或缺。

陸銘也特別強調應關注對于一般技工人群、服務業人員的落戶問題。比如隨著新城產業的需要，一些工人會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里服務工廠，而這類工作是工人經驗越豐富，越利于產業發展。試想如果這批人口在上海工作幾年就離開，則會形成巨大的人力資本浪費，同時，也會要求上海企業不斷地更換員工，不利于企業的穩定發展。

“從新城一直到整個上海市的戶籍制度改革，都應考慮未來在上海穩定就業的人群能有長期留下的可能性。”陸銘表示。

戶籍問題成為焦點，正在于公共服務包括廉租房等住房保障措施多與其掛鉤。曾剛告訴記者需要用革新的思維，探索用市場化手段解決部分公共服務需求，減輕政府負擔的同時惠及更多人群。在接受采訪時，曾剛強調，新的機制更能創造新的動能，“搶人才”填滿新城是表層現象，更重要的是“用改革的思想來謀劃新城的建設體制、管理體制、運營體制等，真正讓五大新城發揮新的發動機的作用。”

關鍵詞： 上海 落戶